展覽（展廳）作為當代視覺文化的主要呈現方式，一直以來都在藝術生成機制中扮演者至關重要的角色。美國二十世紀哲學家、美學家喬治·迪基曾有“藝術即習俗”的著名論斷。迪基認為：一件物品是否被界定為藝術取決于藝術界的核心成員，藝術界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習俗，其核心成員由藝術創作人員、美術館、博物館、畫廊、藝術媒體、藝術批評家、藝術史家等各方力量共同組成。盡管藝術界中的各成員之間沒有明確的規章制度或職業分工，卻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及共同利益，這些藝術界成員通過各種展覽活動讓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習俗得以永恒傳承。放眼當下中國的藝術界，迪基的“習俗論”正不斷在各類展廳粉墨登場，輪番上演。經過美術館、博物館的展廳向社會公眾陳列展出的現、當代藝術作品，在美學或學術價值的社會評論上會呈現出一種引導公眾的習俗形態，這樣的一種共識的比較接近藝術史中有關約定俗成的觀點。

　　在當代視覺文化語境中，各種藝術展覽的持續舉辦，理應成為城市發展中的一個個文化符號，而這些所謂的文化符號是否真正在一定程度上繁榮了城市的文化發展，抑或是提升了城市民眾的審美水準，其答案顯然是開放的。由于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因素，我國民眾的審美素養和西方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較大差異，藝術和美學乃至藝術界的生成機制僅僅被少量的專業人士所認知。在當代中國，即使是受過較高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會因為過分的專業細分和普遍缺失的藝術通識教育，使得這些知識分子對于藝術的認知以及藝術界的生成機制不得而知。在這種情況之下，民眾通過走進展廳，走進美術館、博物館或諸如此類的公共文化空間去接受審美教育，便成為其藝術素養提升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就目前的現狀來看，民眾在這些公共文化空間中所看到的作品是否真正代表著正確的審美形態，是否真正代表著這個時代的藝術精神，是否真正代表著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恐怕難以讓人茍同。隨著全國及地方各級各類美術館、博物館的免費開放，展廳同公園、廣場、商場一樣，已完全成為社會公共空間，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關于藝術的“場域”，成為一種利益爭奪的空間。在此場域中，諸多藝術資源的占有者各顯神通，形成了一種“默契”，且深諳當下藝術界的生產、傳播、接收的機制，通過各種名目或主題的展覽，使得展廳儼然成為藝術創作者及其作品的背書場地，即：通過美術館、博物館的既定權威向公眾宣布某人的作品是被公眾意識形態所認可并傳播的。展廳在此過程中的效應既是藝術創作者及其作品的大雅之堂，也是其進入藝術市場及公眾視野的“習俗”。與此同時，各種媒體或媒體從業者、藝術評論者出于各種目的對展廳活動的聚焦報道，也理所當然的成為展廳主角的二次背書。因此，藝術創作者如能躋身于某一重要美術館、博物館的展廳實際上等于已經躋身于藝術史的候選圣殿之中，換言之，展廳便是榮登藝術史殿堂的敲門磚。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美術館、博物館理應是藝術的殿堂和藝術史的締造者，理應是堅守真理、尊重公眾、彰顯學術、引領公眾審美認知的策源地。而就中國當下的現狀來看，理想和操守的缺失正成為各種展廳的時代之殤，更談不上把公眾的審美訴求建立在宏觀的藝術史或社會史之上。展廳也正成為某些資源占有者權力尋租的工具，成為藝術家、藝術品、美術館和觀眾的一種“共謀機制”，一些平庸之人的粗制濫造之作通過美術館的遴選和推薦、展廳的展出以及觀眾的參觀和學習而逐漸在公眾的視覺記憶中被確定下來，成為一種所謂的“經典”之作而被不斷地以訛傳訛。

　　王璜生曾說：“中國的美術館，特別是官方美術館，在其獨特的美術館體制中形成了獨特的策展機制和方式，它既是官方的、體制性的、集合性的、公共的、社會性的，又可能是個人或小團體的、偶然性的、疏離性的”。而對于一個藝術創作者來說，進入藝術界的核心視野甚至進入藝術史這樣的理想變得相當實際：只要能夠躋身于一個受到公眾廣泛信任的藝術博物館或相應機構的展廳，其他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這便使得當下的藝術創作者，尤其是中青年作者，不得不在面對展廳的時候選擇集體無意識的獻媚，以此謀求其在藝術界的一席之地，原因很簡單：無論在哪個門類的藝術界，演員眾多而舞臺卻很少，要想登臺演出必須得適應當下展廳的一套生產機制。

　　本文作者簡介

　　彭貴軍，畢業于重慶師范大學美術史論與批評專業，并獲碩士學位（國家公費）；結業于文化部藝術司第一期全國美術館館長培訓班（國家公費）；進修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書法創作高研班、四川省詩書畫院書法研修班。多篇論文發表于《中國書畫報》、《藝術研究》、《藝術批評》、《美術界》、《美術教育》等專業學術期刊；主編并正式出版三十余冊藝術類、學術類圖書。

　　曾任成都蓉城美術館館長（2009-2014），北京中外視覺藝術院執行院長，中外美術網總編。現為四川民族學院美術系專職教師，主要研究方向：藝術史與批評、藝術策劃與管理、藝術生產及藝術制度、書法臨摹與創作。

本文作者

（編輯：王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