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人文學術研究日益繁榮，并正在發生深刻變遷。為及時總結人文學術領域的新進展、新現象、新問題，推動人文學術研究的繁榮與進步，提升公眾對人文學術的認知度和關注度，《文史哲》雜志與《中華讀書報》聯手開展了“2016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活動。這也是我們連續第三年舉行這一評選。

　　最終評出的2016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是：

　　1.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召開，“本土化”漸成人文研究之主流取向

　　近四十年來，中國以獨特的道路和方式實現了大國崛起，制度安排、社會結構、發展路徑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乃至顛覆了基于西方歷史經驗得出的諸多以往被認為具有“普適性”的社會科學結論。伴隨著這一歷史性的變化，一方面是西學范式和框架對于中國經驗與現實的解釋效能愈見式微，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漸次轉向尊重自身的事實和特點，從學理上發現并闡述“真實的中國”、鍛造尊重本土經驗的理論模型；而另一方面，中國也亟需在世界范圍內形成與其經濟實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思想、學術、文化上的話語權與軟實力。

　　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會上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要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提煉帶有中國標識的概念范疇，集中反映出意識形態對于學術本土化的期待和推動。學術本土化思潮因此席卷當下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2. 擺脫“影響的焦慮”，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追求逐步實現

　　2016年4月，曹文軒獲頒“國際安徒生獎”。這是繼莫言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閻連科獲2014年度卡夫卡獎，2015年劉慈欣憑借《三體》獲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之后，中國作家再度斬獲世界文壇重量級獎項。西方主流文學界的認可，使中國當代文學開始擺脫“影響的焦慮”，上述獲獎作家及其作品也具備了進入經典之林的可能性。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由此成為本年度文學研究的重要議題。眾多作家和學者圍繞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標準、歷史定位、現實問題、未來愿景等展開討論，《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材料與注釋》等著作的出版，即彰顯出此一方向的努力。中國文學日益深入地走向世界，進一步凸顯出當代文學史書寫所面臨的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矛盾。

　　3.“知行合一”思想倍受關注，新“心學時代”或將到來

　　2016年，隨著首屆“人類智慧與共同命運——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等會議相繼召開，陽明學研究機構在各地也陸續成立，強調“知行一體”、“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陽明心學熠熠重光。在共和國早期學術史上，王陽明曾作為“主觀唯心主義”的典型代表飽受非議；然而，以“心”為本實則是打通“知”、“行”關系的關鍵所在，心學因此獲得了較之理學更為突出的實踐品格，以至于有學者斷言“王陽明的心學就是實學”。20世紀80年代以來，林林總總的思潮在中國大地上交相激蕩，在活躍思想氛圍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如“價值觀迷失”、“理論脫離實際”的弊病。缺乏實學品格的理論空談無法支撐起現實的繁榮，國家的復興有待“在事上磨練”的心靈推動，生活的福祉亦需在“知行合一”的實踐中持續開拓。作為儒家經世致用精神的哲學升華，陽明思想復起于當下，預示著一個新的“心學時代”即將到來。

　　4.矚望魯迅遺產，再續啟蒙傳統

　　2016年適逢魯迅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魯迅紀念活動因而成為本年度的文化熱點。這是魯迅作為前三十年革命意識形態的文化符號被解構、亦即所謂走下神壇以來首度成為學術界、藝術界、媒體全領域話題。民間主導、學院搭臺，現實針對性突出，回應當代問題取向鮮明，是本次魯迅紀念活動的特點。這顯示著自上世紀末所謂“思想淡出、學術凸顯”以來，魯迅所代表的現代知識人從學理高度觀照社會人生、參與現實變革的思想和治學傳統并未被徹底消解。其間，有關中國道路的魯迅與現代革命以及共產主義、有關文明復興的魯迅與民族主義和傳統批判、有關文明交流的魯迅與“拿來主義”和“世界人”諸問題，在相關紀念文字中倍受關注。整個紀念活動從文明交流互鑒意識出發，反思魯迅研究百年傳統，正視異域文明的價值，檢討傳統文化的弊端，顯然是對不絕如縷的現代啟蒙傳統的賡續。

　　5.上海儒學院成立，儒學與市場的博弈進入新階段

　　2016年9月3日，上海儒學院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揭牌成立，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而在學界引發巨大反響。商業被視為現代性的兩大引擎之一，儒學中則素有“正其誼而不謀其利”的理念，馬克斯·韋伯等學者認為儒學缺乏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中間環節。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與此同時，世道人心卻日益渴求儒學等傳統文化的安頓，重新定位儒學與市場的關系因而成為一個時代課題。上海是中國大陸西化與現代化最突出的城市，向有“十里洋場”之稱，改革開放以來更是中國大陸現代化進程之先鋒，資本的邏輯與權利的意識早已融入其城市文化的血脈之中。作為中國大陸市場化最徹底最發達的現代化大都市，上海大張旗鼓地在其最高學府設立帶有地標性質的儒學院，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意味著儒學與市場的互動將在中國掀開新的篇章。

　　6.自由主義遭遇大面積質疑，學術氣候正在發生重大變遷

　　20世紀80年代起，新自由主義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思潮。然而，近年來以自由主義理念為根基的社會治理實踐所映射出的制度失效與合法性受損，使得自由主義價值觀在世界范圍內遭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本年間的英國脫歐公投、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第45任美國總統，以及難民問題在德國持續引發混亂，均可視為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受挫的集中表現。

　　這一動向映現到國內思想界和學術界，表現為自由主義思潮在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支配性影響遭遇阻遏，作為社會科學基本預設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學術殖民”現象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批評。而且，這種質疑和批評正在從社會科學領域向人文學術領域延展，顯示出當下學界正發生方向性轉折，人文社會科學諸多學科也因此面臨“預設調整”和“規范重建”的歷史性任務。

　　7.貝淡寧《賢能政治》出版，政治治理的中國模式再引全球熱議

　　改革開放以迄21世紀初期，中國經歷了一個快速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經濟實力高速崛起，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人們懷著濃厚的興趣，試圖一探崛起背后的根由，中國特殊的政治治理模式因之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與此同時，以“普選”為特征的歐美政治近年來出現異動，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大行其道，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模式的正當性遭遇空前挑戰。在此背景下，加拿大籍政治學者貝淡寧所著《賢能政治——為什么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中文版也于2016年推出。作者旗幟鮮明地指出，根據廣泛認同的善治標準，選舉民主不一定比現行的尚賢制的表現更好；由傳統政治文化而來的政治尚賢制比西方民主制更適合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它能夠有效地規避民主選舉制的缺陷。此論一出，旋即在國內外引起關于“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孰優孰劣的激烈爭議，中國政治治理模式的前景也因此吸引了全球更多的注意力。由于“尚賢制”的理念前提根植于深厚的儒家文化土壤，隨著《賢能政治》的熱銷，儒家學說的政治思想遺產亦引起廣泛關注。

　　8.《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面世，超越特定立場的歷史書寫何以可能

　　歷史，都是被特定的人書寫出來的。客觀性是歷史書寫取信于人的保障，但客觀性難以逃避主觀性更強的特定立場的左右。同一段歷史，由于書寫者特定立場的不同，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就可能完全不同。海峽兩岸以往對中國近代史的迥異書寫，就是如此。近期以來，在數十年共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術基礎之上，海峽兩岸則開始了共同書寫中國近代史的嘗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的《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就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臺北“中央”研究院兩家權威近代史機構共同主編、兩岸學者們合作撰寫的第一部《中國近代史》。該書既凸顯兩岸學術共識，又保留表述差異。國民黨史部分，主要由臺灣學者負責；共產黨史部分，則由大陸學者主筆。兩岸觀點求同存異，既能相互補充，拼成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圖像，更能互相趨近，在抗戰史等部分，達成了諸多共識。通過允許差異化的歷史書寫和擱置尚無共識的歷史問題，《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初步展現出了兩岸超越特定立場的歷史書寫，構建共同“中國史觀”的現實可能性。

　　9.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墓主身份確定，公共考古學浮出水面

　　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結束了歷時五年的考古發掘工作，出土遺物1萬余件，包括大量工藝精湛的器物及5000余支竹簡，其墓主人也確定為西漢第一代海昏侯劉賀。海昏侯墓的多項發掘成果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其中尤以佚失1800余年的《齊論語·知道篇》的發現最受矚目。

　　與此前的考古工作沉寂在象牙塔中不同，海昏侯墓的發掘不僅在學術界掀起討論的熱潮，更成為全社會矚目的文化事件。通過新聞媒體的持續跟進、及時的成果發布會和高水平的公眾展覽，海昏侯墓“邊發掘、邊展示”，使考古發掘的成果在第一時間、在更廣闊的平臺上被公眾所了解，及時滿足和引導了全民的文化熱情。海昏侯墓考古工作已成為近年來逐漸浮出水面的“公共考古”的典型案例，證明優質的考古資源通過公共考古活動，能夠有效兼顧專業學術開展和社會文化需求。海昏侯墓考古在公共考古上的積極探索，昭示著考古學走向大眾的新的開始。

　　10.新工具還是新范式？“大數據”走上人文研究的前臺

　　隨著古籍數字化的推進、各種專業數據庫的建設與其他數據處理技術的提升，人文研究對于“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信息技術理念的運用，已告別倡導階段，正朝著學術研究的深處介入。2016年，包括“北京大學數字人文論壇”、“數字人文與清史研究”、 “首屆新史學青年論壇：大數據時代的史料與史學”等多場學術會議聚焦于此，顯示出學界關于“大數據”時代人文研究的實踐與反思正走向深入。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大數據”的分析方法有助于解決以往難以措手的長時段、大跨度的歷史問題，糾正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傾向；其共享性等特點，亦可推動人文學者的大規模協作與跨學科研究。當然，僅僅依靠數據分析方法也可能導致人文關懷缺失、個體特征消失、創新思維被忽視等后果。除了提供新工具與新方法，“大數據”能否像許多人所期待的那樣，會帶來人文研究范式的根本轉變，尚有待觀察。

（編輯：王志強）